中企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光伏项目实现并网发电
少数民族的发展参与权是体现民族地区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也是表达各自的利益主张、保证发展立法、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合理性的前提，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众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极大地制约了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能力。
立法是民族发展权被法律认可的权威性力量，为民族发展权的实现过程提供法律的根据、制度的保证以及最后的保护。当国家没有（或没有完全）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恰当时，其侵害的往往不是少数个别人的利益，而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
简言之，发展权是关于发展机会均等和发展利益共享的权利。法制保障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实现发展的权利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目标。（三）民族发展权的内容民族发展权的内容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包含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主张与需要。（二）民族发展权的司法保障人权法定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人们应该享有的权利，更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被运作而使这一权利在相应的法律关系中得以实现。民族发展权法律的执法保障主要是依靠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将民族地区的发展规划、发展政策以及促进发展方面的法律予以全面贯彻落实。
行政执法对民族发展权的实现意义重大，要切实保证民族发展权法律在执法中的实施，必须建立和完善执法体系。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一部效力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最直接、最可靠的法律依据。但这只有像他的出生地日内瓦共和国那样的小城邦国家才有可能做到。
[5]关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并立、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社会权力和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的模式等论述，详见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一书，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民法上的信托是指一种基于信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命题中，这个属于人民的一切权力是从人民主权意义上说的。1．首先要区分，这两种表述是有差别的。
它们也都是某一领域国家权力的主体。其中最著称者为社会契约说，其倡导者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作为古典自然法学家，认为国家权力即公权，是由社会中各个人舍弃其自然权利的一部分或全部，以社会契约形式让渡给国家或社会整体，使之能以其所获得的权力，反过来保障每个人的自然权利。
而洛克则认为人民是以社会契约暂寄主权于政府或社会整体，政府无道，人民还可收回此权。只是它支配这些权力必须以体现人民（信托人）的意志和维护与促进人民的利益为宗旨，而且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唯一受益人，任何国家机关作为受托人都不得成为受益人，都不得为自己谋利。此后它作为收益人仍享有收益权（或获得利益）。因为经全民公决得出的结果，是具有最大权威和强制力的，任何国家机关（包括议会或人大）和个人（包括执政党领导人）都必须服从全民公决的决定。
理论上（或宪法上）人民（作为整体的人民和普通民众）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一直享有国家一切权力，能对人民所选出的政府进行权力控制与监督的。只要真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能代表人民、为了人民的人在掌权，也就可以说人民是在当家作主。所以，以全民作为社会权力的主体，作为国家和社会的至高权力，是关系全局的社会权力，也是高于人大的国家最高权力。譬如可以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主权是最高的国家权力），确认人民（全民）是国家权力的最高和原始的主体。
施天涛：《信托法初探》，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2期。因此，此说仍难以成立。
其他政府机关是第三层次的主体，要对人大负责，最终也要对人民负责。{4}这是指公民享有宪法与其他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它消极地作为国家权力不可逾越的界限，积极地作为干预国家大政的手段，可以对国家权力加以支持或进行监督与约束。
而我国人大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力，其后果要自己负责（或对人民、即对其被代理人负责）。其中霍布斯认为人民以社会契约永久转让主权于政府中之一人（君主）或数人（寡头），人民一旦转让了其权利，就必须绝对服从政府的权力。这三条款都涉及权力，但是，它们所确认的权力是同一性质，还是有所不同？都是指国家权力，还是包括其他权力（人民权力、社会权力或执政党的权力）？其中，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否就等同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些概念，连一些宪法学家也常将二者混淆或随意使用。这种全民直选权（包括罢免权）、全民公决权（包括修宪权、立法终定权和其他涉及全国、全民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当然，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在国家权力之间可以相互制衡，但这只限于统治机器内部的制约，虽然可以收到防止权力腐败与专横的一定效应，但人民却是处在这架密封的权力机器之外，没有或很少可能以人民权力来制约国家权力。二人观点虽有差异，但都认为国家或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转让）。
也就是说，人大是全民的派生组织。【参考文献】{1}[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91。
而不必是人民中人人（即人民群众）去作主，这事实上也不可能。但是，这种人民权力或全民权力，已不同于议会和政府这类国家机关的国家权力，而是体现国家主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社会的人民权力、全民权力。
在我国体现为全国人大由人民（全民）间接选举产生，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所有参选的政治家都必须听命于选民的意志，服从选民的集体选择。
[1]受托人依照信托合同或法律规定，对信托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即享有信托人转让给他的财产支配权。但它们与社会主体有密切的关系（经人民选举产生、来自人民和代表人民），其权力虽属于国家权力范畴，理论上却是直接受命于社会主体（人民/选民）及其权利与权力。但代理关系要求，代理人只能以被代理人名义行使权利（或权力），其后果由被代理人负责。[3]卢梭有鉴于代议制不能充分体现民意而难免有人民主权被自封的人民代表所篡夺，人民的统治蜕变为对人民的统治，因而他对代议制有毫不妥协的厌恶感，而极力主张人民的直接民主。
当然，它也可以拥有作为特殊的社会团体的社会权力，但也不能高于全民权力。[5]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社会权力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
（即使像巴黎公社那样的人民革命专政，也是如此。2．这种人民权力，或全民权力，属于什么性质呢？从宪制视角考察，似应属于国家权力范畴，因为它是在国家宪法确认的人民主权和公民权利范围之内所拥有的权力。
【摘要】最高国家权力与国家最高权力是有区别的概念。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只是表明全国人大是所有国家机构中拥有最高国家权力的机构，地方人大和各级政府机关（包括行政、司法、军事机关）虽然也拥有各自不同和不等的国家权力，但都得服从全国人大这个最高国家权力。
不过，在人大5年任期内，人民（选民）可以对其所选出的人大代表中不称职或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个别成员行使罢免权，即撤销其受托人资格，但这无损于人大的整体权力与权威。也就是说，在我国，由于不实行全民直选与全民公决制度，在事关国家权力上，人民群众并不能直接作主，而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作主，或由它代表人民作主。{3}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实际掌握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总是属于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也就是说，受托人与受益人都分别享有部分的所有权。
不过，这还没有从法理上说清楚作为国家权力的两个主体（人民与人大）的法权关系。【注释】[1]受益权对人大来说，也可比作人大工作所收到的成效，从这一点上说，人大也是有受益权的。
因而国家权力也只能是人民中的少数人在实际掌握与行使。可见人民或选民的集体权力，才是国家的最高权力，高于其总统与议会拥有的国家权力。
从而它也就可说是社会权力，而且是整个国家与全社会的最高权力。它才是国家最高权力，是高于全国人大、也高于执政党和其他任何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与个人的人民权力
